工業和信息化部編制發布的《有色金屬工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提出了“十三五”時期中國有色金屬發展的主線，這條主線是結構性改革和擴大市場需求。結構性改革，就是調整產業結構，優化存量、引導增量、主動減量，化解結構性過剩產能，促進行業技術進步和產業轉型升級;擴大市場需求，就是解決制約產品應用的工藝技術、產品質量、新材料研發、新產品推廣等瓶頸問題，拓展消費領域和空間。未來五年，中國有色金屬的發展必須緊緊圍繞主線，在結構性改革和擴大市場需求兩個方面發力。

結構性改革和擴大市場需求，鋁產業是必須而且也完全可以大有作為的。

鋁產業必須緊緊圍繞主線發展

從行業內部看，我國鋁工業存在著三大難題，如同在頭頂上高懸的三把利劍。

首先是礦產資源短缺。過去10年，中國鋁礦資源(含鋁土礦和氧化鋁)對外依存度平均超過50%，而且隨著冶煉產能的快速增長和國內鋁土礦資源不斷貧化，鋁礦資源的緊缺程度還在持續加劇。

其次是產品結構不合理。在國產鋁材產品中，一般中低檔產品生產過剩，而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高檔產品短缺，不能滿足國防現代化和國民經濟的高速持續發展，需要花大量外匯進口，如高性能大型預拉伸板、制罐用特薄板、高檔CTP版基和高級裝飾板、鏡面板、飛機蒙皮板、高壓電容箔、汽車車身鋁板、大型特種型材、大型精密模鍛件與高檔鍛造輪轂、活塞等。

第三是環保壓力大。截至2015年底，中國電解鋁產能為3847萬噸，占全球總產能5699萬噸的67.5%，預計2016年還將新增300萬噸。產能快速擴張與環保設施建設嚴重滯后的矛盾，鋁冶煉生產線高度集中與環境承載容量的矛盾，環保法的統一實施與各地有效執法不平衡的矛盾，都不同程度存在，在有的地方還很突出，加劇了環保風險;此外，鋁電解槽固體廢棄物每年超過30萬噸，只有少量進行無害化處理;氧化鋁生產中排放的赤泥每年超過6000萬噸，赤泥綜合利用率僅為4%，赤泥的堆存量到2020年將達到8億噸，成為一大環保隱患。

如果不在產業結構上進行改革調整，這三把利劍隨時就會掉落下來。

從行業外部看，新的形勢倒逼我們轉變發展方式、拓展市場需求。

《巴黎協定》實施對我國鋁業的影響。2016年11月4日，在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中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巴黎協定》正式生效。《巴黎協定》對我國電解鋁的影響是重大的，也是長遠的。我國鋁冶煉煤電鋁一體化率已達到80%，這種配置由于大幅度降低了鋁冶煉的用電價格，使得我國電解鋁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大大增強。但是，《巴黎協定》規定，世界各國必須共同加強應對氣候變化威脅，使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盡快達到峰值，以實現將全球氣溫控制在比工業革命前高2攝氏度以內并努力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的目標。我國也向世界作出四項降碳承諾，并于2017年起啟動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這個碳市場第一階段將涵蓋石化、化工、建材、鋼鐵、有色、造紙、電力、航空等八大行業。為應對《巴黎氣候協定》，國外企業紛紛將電力供應由傳統的燃煤電廠轉向排放更低的水力和天然氣發電，而我國電解鋁的自備電廠基本上是火電，如果我國電解鋁產業不能及時應對，實現電解鋁的低碳化生產，歷經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才獲得的成本競爭優勢就會在不久的將來再度喪失掉。

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變化對我國鋁業的影響。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進入大調整、大變革和大轉型的時代，經濟增長重心由發達國家向新興經濟體轉移。但中國快速崛起的背后，總有“修昔底德陷阱”如影隨形、揮之不去。在杭州G20峰會中美雙邊會談中，奧巴馬向習近平提出中國應嚴控電解鋁產能過剩問題，這個問題提得雖然有些突然，但與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實行“再工業化”戰略是息息相關的，美國鋁業公司將上中游產業與下游加工業進行拆分，應該看成是這種宏觀戰略的微觀體現。近幾十年來，美國在“去工業化”過程中，利用發展中國家相對低廉的勞動力和資源成本，在獲取收益的同時，擴大了產品市場，確實嘗到了甜頭;但同時，這一過程也為美國帶來了“苦頭”——制造業對經濟的貢獻不斷萎縮，并隨著全球產業分工調整出現了“產業空洞化”，失業率上升、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隨之出現，動搖了美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基礎。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時多次提到，他強烈反對自由貿易與全球化，承諾要花上萬億美元來重建道路、機場、橋梁、排水系統和電網。如果特朗普的主張付諸實施，美國很可能要在世界經濟領域掀起一場“戰略大反攻”，以達到鞏固并長期維持其世界第一經濟超級大國地位的戰略目標，這其實與奧巴馬打出的“再工業化”牌異曲同工并無二致。英國脫歐，也亟需穩固其國內工業體系。可以預料，新一輪資源能源的爭奪、技術輸出的控制和制造業的國際競爭，會更甚于以往，中國鋁工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直接和間接的影響。中國鋁工業未來的發展，主要依靠內需拉動，特別要注重拓展鋁的應用領域，加速推進以鋁代鋼、以鋁代木、以鋁代其他材料，從而引領新需求、創造大市場。